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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

建筑師，中國美術學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1963年生于新疆，1985年畢業(yè)于南京工學院建筑系，獲學士學位;1988年碩士畢業(yè)于東南大學;1988年-1995年在浙江美術學院(現(xiàn)中國美術學院)任教。2000年獲同濟大學建筑學博士學位，是中國實驗建筑的代表人物。曾獲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特別榮譽獎、德國謝林建筑實踐大獎、法國建筑學院金獎等。2012年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是獲得該獎項的第一位中國公民。

遠上寒山的登臨者

2000年夏天，上海南京東路靠近外灘的頂層畫廊，聚集了一撥慶祝博士論文答辯完成的同濟大學學生。他們在青銅色的光影里盡興碰杯，從靠窗的座位上抬眼所及，是黃浦江畔打破傳統(tǒng)大上海天際線的東方明珠電視塔、金茂大廈，以及滿天霓虹閃爍的廣告牌。

王澍，一位敦實的圓臉青年，也是這個城市著名時尚地標的空間濟南設計師，告訴大家他的去向：回杭州，去中國美術學院當老師。按慣例只引進海歸學者任教的同濟大學建筑系曾破格邀請他留校任教，他拒絕了。

11年后，被哈佛大學研究生院聘為“丹下健三”榮譽講席教授的王澍，在一場講座中回顧自己當年的心路：“對于我，上海不是中國，而杭州還可以代表中國。我回杭州，就是回中國?！弊屗浜屯葱牡氖?，作為美麗城市樣本的杭州，如今建筑密度已向香港看齊;更大的背景是——“中國想要成為美國”，國土上近80%的傳統(tǒng)建筑已經消失。他不知道那些白云石徑的群山哪里去了，中國哪里去了。王澍面對哈佛學子們表態(tài)：要做出自己作為一個建筑師的回應，不是用外來的概念，而是用植根于本土的東西，找回那個曾經覆蓋了整個國家的景觀建筑體系。

就在這場講座后不久，2012年2月28日，49歲的王澍憑借中國美院象山校區(qū)、寧波博物館、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等作品，獲得了有“建筑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筑獎，成為繼1983年的貝聿銘之后第二位華裔得主。這也是該獎項33年來第一次頒發(fā)給一個中國公民。

發(fā)起該獎項的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茲克稱：“評委會決定將獎項授予一名中國建筑師，標志著中國在發(fā)展建筑理想方面將發(fā)揮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認可。未來幾十年里，中國城市化的成功不僅對于中國，對于全世界都很重要⋯⋯”評委會主席帕倫博勛爵援引評委會的評論說，在中國近年的城市化進程引發(fā)關于“建筑應該根植于傳統(tǒng)還是應該展望未來”的爭論背景下，王澍的作品與任何偉大的建筑一樣，超越了這場爭論，是一種深深植根于自身環(huán)境而又具有普遍性的、永不過時的建筑。

在尋找自己心中“中國”的路上，王澍贏得了世界的敬意。如果說，以杭州為代表的鄉(xiāng)土中國里蘊涵了保羅·里柯所說的兩種可能——“我們處在一條隧道中，一頭是古老文明教條主義的黃昏，另一頭是參與普世文明對話的拂曉”，王澍大概走通了這條隧道，只是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幾乎踽踽獨行。

年少時的王澍，曾是東南大學校園里有名的“憤青”。畢業(yè)十年后的校慶典禮上，系里一位青年教師碰見他，還忍不住提起舊話：“每次你從走廊走過來，我們都感覺你不是一個人走過來，而是一把刀走過來，那把刀是帶著寒風的，大家會不自覺地避開?！鄙系酱蠖愎_向老師們宣布沒有人可以教他了;大三的時候，他翻爛了康德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能背出《世說新語》;24歲那年，他寫出長文《當代中國建筑學的危機》，從梁思成一路批到自己的導師;他給自己的碩士論文取了個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同樣的名字——《死屋手記》，更在答辯會上宣稱“中國就一個半建筑師，我算一個，我的導師齊康算半個”。論文答辯全票通過，王澍卻最終沒能拿到學位證書。

上世紀90年代是整個中國大興土木的黃金時代，王澍與同為濟南設計師的妻子陸文宇則在杭州過起了隱居生活：在美院教教書，玩玩攝影，拍拍DV，在50平方米的家里建園林，到城市的小弄堂里閑來蕩去⋯⋯清貧的日子里，登山是經常的娛樂。兩個人常在山頂上居高臨下，指著山腳下某片讓他們滿意的地界說，以后要在那里蓋自己的房子。

“他骨子里一直都有一種孤傲。”王澍的同窗好友、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副教授童明說，“他在乎自己真正在做的事，而不是那些名義。”在他的一些同行紛紛沿著“名校出身-出國鍍金-回國實踐-作品展示-媒體宣傳”的途徑獲取成功時，王澍走的是一條與體制和市場都保持距離的路。朋友們記得，大熱天一起打著赤膊、搖著八角蒲扇在狹小的房間里畫建筑草圖，別人跑出來喘口氣，他仍在埋頭作畫。

文人建筑師的哲匠夢

王澍說，他首先是一個文人，然后才是建筑師。他和妻子自1997年成立“業(yè)余建筑工作室”，更多關注的是“一種在中國被貶抑了一個世紀之久的哲學”。他尊前輩建筑師童寯、馮紀忠為精神導師，這種精神譜系也決定了他在建筑界的朋友圈。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到兩次，他會喚上同樣衷情于中國傳統(tǒng)園林的友人，帶上自己在美院的學生，去蘇州園林賞春秋游。某種意義上，中國園林就像博爾赫斯筆下交叉小徑的花園，開啟著一種充滿哲學意味的迷思。

在童明看來，上世紀20年代，梁思成、陳植、童寯、楊廷寶等中國建筑師從西方留學歸來;梁思成認為中國正處于一片混亂中，沒有體系化的建筑學，迫在眉睫的是用西方建筑學的體系來整理、研究中國木構建筑在整個人類建筑文明中的成就，其《營造法式》研究等工作在當時確實具有建設性，但于另一個角度，這只是用西方的觀點來理解中國的文化事物，而中國的建筑有其自身的文化邏輯。60年后，“學生時代的王澍就指出，單一用西方體系來理解中國建筑文化是有問題的，中國建筑師更重要的使命和責任是從中國建筑自身的脈絡出發(fā)”。童明認為，這是王澍當年批判梁思成的真正出發(fā)點。

蘇州有一處名叫“藝圃”的小園林，王澍特別愛去。他注意到那里房子和水境間沒有任何過渡，人在其間喝茶、閑逛，并沒有感覺到房屋的存在。體量龐大的建筑在園林里仿佛自動隱身，游客完全融入景致。這一點是如何做到的?后來他發(fā)現(xiàn)，隔著湖，房子的對面有一個明朝留下來的“如魚亭”;位于此岸的房子除了側墻和頂，所有的門窗都可以拆卸下來，因此它的面實際上全是虛的，夏天賞荷，無門無窗的樓閣，像巨大的亭子一樣可以呼吸的開放式空間;這個時候，決定房子空間尺度的就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人們坐在房子里看到的對面那榭亭臺。

這種龐大建筑體量感的消失，王澍在六合塔避雨時也曾感受到。當意識到小的東西可以決定大的東西、局部可以決定整體，而不是人們一般所理解的整體決定局部，王澍油然的喜悅無異于破題。這正是他后來濟南設計向青山回望的中國美院象山校園和依山臨水的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的靈感溯源。后者的矩形主體建筑既飄于水上，也沿夏季風的南北方向穿越。循著那條穿越路線，由山走到水，四個散落的小房子和主體建筑相比尺度懸殊;但由于觀看的方向和角度不同，建筑的尺度可以相互轉化的中國傳統(tǒng)造園藝術精髓，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

從王澍的角度看，那些類似“藝圃”水中“如魚亭”的小房子，如圖書館的“詩歌與哲學”閱覽室，正是一個中國文人看待所處世界的“觀點”，一個人與自然生態(tài)相互平衡的位置——王澍稱之為“濟南設計的起點”。他曾引五代時期劉道士的《湖山清曉圖》對哈佛學生說：“一個處在山麓水邊的院落，適合最貼近純粹自然的隱居，它代表了所有修習過文人詩學的人最具精神性的生活?！?/P>

對此，他的朋友童明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建筑承載著文化使命，但這種使命感現(xiàn)在越來越淡漠了，建筑更多地被作為可供居住的機器或承擔起發(fā)展經濟的功能。將建筑創(chuàng)作置于文化屬性中，落實到居住研究，探索其與文人的面貌、氣質、向往的相聯(lián)，這種非功利性的產物，是我們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家園?！?/P>

但王澍的建筑風格并不完全是傳統(tǒng)意義上“文人造園”。如果說中國園林過于陰柔，常常不自覺地墮入精致繁瑣的泥沼，王澍的長處則在于依靠直覺的判斷，用類似大體量的長方體這種非常直截了當?shù)慕ㄖZ言，來實現(xiàn)一種趣味的平衡。在他的濟南設計中，建筑以鮮明的介入姿態(tài)與自然對話，而不是消失在環(huán)境中。如同那座“用歷史的碎磚殘瓦重塑一個當代中國的精神堡壘”的寧波博物館，他的作品往往能在實現(xiàn)與周圍環(huán)境和諧相融的同時，保留一種陽剛的氣魄和紀念碑色彩。

由此，他成功地將文人雅士的閑情野趣，放大和轉換成為當代中國大型公共建筑的一種語言。這背后，既有他所熱愛的中國書法、家具小品、文人山水畫的神韻，也隱現(xiàn)著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羅等現(xiàn)代主義大師的身影，以及來自羅蘭·巴特、德里達、彼得·艾森曼等解構主義思想家的精神資源。

王澍曾說，“我們的學生最后要培養(yǎng)成哲匠”，這多少也代表了他對自己的理想。

開辟美術院校的建筑教育

“春暖花開柳絮飛舞的日子，王老師帶我們全班同學一起上蘇州。晚上，他讓我們在旅館里臨字帖;白天，我們常圍坐在滄浪亭的石欄桿或草地上，聽王老師和他的朋友們閑聊建筑⋯⋯”王澍在中國美院的第一屆建筑班學生、現(xiàn)在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景觀專業(yè)任教的劉彥鵬回憶當年“游園課”的場景，讓人不由想起古人王羲之與友人雅集于蘭亭的“曲水流觴”。

這個打破傳統(tǒng)教室概念的場景，也是王澍希望在中國美院象山校園里實現(xiàn)的。“現(xiàn)在校園還在成長中，還沒有完全展開，再過兩三年，植被和人的生活更融入環(huán)境以后，學校會更像個家⋯⋯”劉彥鵬認為，象山校園的濟南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參與了一個校園社會、一種新型人際關系的構建。這種滲透人文情懷的濟南設計，也恰是王澍在中國的美術院校體系內率先建立起不同于純理工科院校建筑藝術專業(yè)的初衷。

2003年，在中國美院院長許江的支持下，建筑專業(yè)從環(huán)境藝術系分離出來單獨成系，王澍被任命為系主任。他在課程設置中特別強調木工、編織等傳統(tǒng)手工藝，也常帶學生走出校園，參加上海雙年展等交流活動，以拓展視野。

在中國美院濱江校區(qū)的體育場旁，有一塊特別預留給建筑系學生開展實踐項目的土地。王澍在第一次專業(yè)課上，就讓學生為自己造一座體積為3立方米的房子。開課三天，課堂已如廢品站，不斷有學生帶輪胎、廢蓄電池殼、竹筷子、PVC管、紗錠紙芯、金屬罐頭盒進來，但只有使用可樂瓶的那組學生在造1∶1的墻身大樣時通過了驗收。為了收集可樂瓶，學生們甚至跑到蕭山，那里聚集了杭州市最大的幾個垃圾收購站。人們也可以猜測，王澍正是讓學生們在收集巨量舊磚殘瓦作為建材的過程中，意識到中國傳統(tǒng)建筑幾近崩盤的現(xiàn)實。

王澍多年來已獲得過一些有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獎項，如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特別榮譽獎、德國謝林建筑實踐大獎、法國建筑學院金獎等，但在國內都沒有太大反響。拿到普利茲克建筑獎，贏得公眾傳媒的關注，或許是沾了國人“諾貝爾情結”的光。而對有志于參與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建筑師來說，王澍堅守的勝利會是一個希望、一種鼓勵。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也是普利茲克歷史上第一位以“將發(fā)揮的作用”而獲獎的人。